得克萨斯州科罗拉多市市长Tim Boyd曾经说过：救灾是社会主义国家才干的事。实际上，追溯中国历史的话，你其实能发现，救灾这件事其实部落联盟都干。在看见这种说法时，我们不禁有个疑问，人类文明中的政府，最古早时是干嘛的？
基于这个问题，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，我们向前追溯历史，来到一个国家都不存在的时代，以探讨政府究竟是靠什么起家的。
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久到文明萌芽前夜，中华大地上有两支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。他们各自独立发展，分别形成了炎黄部落和蚩尤部落两支，并在一场大战之后，开始了文化融合的过程。这一时期，各支部落松散地联合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部落联盟，经济发展还处在渔猎和农耕并存的早期状态。部落联盟有一个盟主，盟主之位一般会在各个部落之间流转以达到政治上的平衡。当然，盟主并不是后世的那种国王，权力有限，比起统治者更像是话事人。在部落盟主时期，历史记载了一些比较出名的盟主，比如尧和舜。盟主之间传代的方式，在历史的记载中以”禅让”的方式进行。即由前任指定接班人，进行禅位。
并非九漏鱼的朋友应该还记得，初中历史课本上，提到早期中华文明有一次标志性的变化：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。即部落联盟到了大禹这一代，发生了某种变化，以至于从他开始，部落联盟转型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：夏。
那么，大禹时代，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呢？
大洪水。
今天的我们提到黄河，一般会说她是我们的”母亲河”。可是参考黄河历史表现，不如说是”后妈河”更为贴切。黄河在其中下游流经的华北地区，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没有固定的河道。基本就是在平原上乱滋。以至于依托大河的农业活动很容易被泛滥的洪水冲毁。这导致了生活在黄河下游的东夷族群一度难以将文明向着中原发展。当然，黄河不是无敌的，位于现在山东的泰山因其地势，迫使黄河绕行，保护了其周围的地区。以至于人们很早就有了对泰山的崇拜，毕竟要说慈母，这位从黄河手中庇佑子民的山岳似乎更符合这个形象。
说回黄河泛滥，大禹时代，伴随着农耕技术的发展、生产力的提高、建筑水平增长等因素，修建水利工程来保护农田已经成了行之有效并且迫在眉睫的大事了。但是，古代先民们并不具备在黄河边修筑大堤的能力。历史上他们也许尝试过，模仿泰山修筑大堤来控制黄河，最终还是失败了。留下了帝尧命令鲧治水失败的故事。
大禹则想出了”堵不如疏”的方法，通过在合适的区域挖开水渠，将黄河水引向周围水系，达到分流河水控制水势的目的。
要想完成这一工程，大禹需要一件趁手的工具。
这件工具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工具。
他需要的是一个组织。
要怎么样设计疏水的水渠，要保护哪些田地？这需要大量人手勘探九州地形。后世的禹贡也记录了这场勘探的成果。
定下了疏通的计划，要怎么样协同黄河流域大大小小的部落，将工程分包出去？这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管理和部落交流的工作。
实施工程的人手从何而来？工人的吃穿用度如何解决？这需要一个组织去向水利工程的受益者们征收人力和物资。
施工队工作时遇上危险的野兽和野蛮人该怎么办？内部有人作奸犯科又该如何？这需要一个暴力机构对内对外进行镇压，以确保工程的进行。
手握治水的大义，一个成规模的组织迅速在大禹麾下成型。
这个组织的结构是否有些眼熟？
接下来的剧情可以进行一番合理的畅想了。
或许在大禹之前的尧舜时代，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产生了大量剩余价值，进而催生了贫富分化。部落联盟首领职位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一种话事人职位，而是逐渐集中了权力。只是延续着政治的惯性，按照古法继续用禅让制传代。
这个组织在大禹的一生中逐渐生长，繁茂。它的效率相比原始的部落制是如此之高，以至于具备了打通部落之间阻隔，治理天下的能力。渐渐地，这个组织的既得利益者们，已经不满足于现状了。他们不希望在治水结束后，解散这个组织，失去手中的权力。于是，他们需要一位稳定的，能代表他们利益的代言人拿下部落联盟盟主之位。
于是，大禹之后，其子启接任了天子之位。
也许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府诞生的方式吧。
黄河也成了后续中原政权所面对的最大问题——就连入主中原的女真人、蒙古人，只要统治着黄河流域都得乖乖修水利工程。
毕竟，从治水中诞生的政府，宿命就是接着治，治到王朝更替。一茬茬皇帝走马灯地换，只要你还想问鼎中原，就得好好地治！甚至极端点说，任何一个统治中原的政府，如果管不好黄河，那就是昏聩的玩意。主动掘开大堤的，更是能钉上历史的耻辱柱。（在抗日战争结束后，共产党忙着修黄河大堤时，刮民党甚至还试图破坏即将被解放地区的黄河大堤）
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国在水利工程方面的投入和成果有目共睹。得益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组织能力和新科技的应用，任性的黄河似乎逐渐被驯服了。甚至由于治理得过于有成效，以至于网上还有伪人认为治理黄河是没必要的投资——反正近些年没啥动静。
所以，综上所述，政府的起源可以说是为了进行大规模公共服务。
如果连这种相当于根基存在的职能都无法履行，可想这个政府已经彻底腐烂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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